邓小平为资本家“摘帽”

作者: 采集侠 分类: 奇闻 发布时间: 2018-09-29 16:13

  原标题:邓小平为资本家“摘帽”

  本文原载于2008年第25期《财经》杂志

  阎阳生/文 

  与工商业五老的这篇谈话,后来以“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”为题,收录在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中

  不同寻常的会面

  1979年1月17日,北京还深裹在瑞雪寒风中。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却暖意融融,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。

  说不同寻常,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中占有显赫位置、“文革”中销声匿迹、而今又重新浮出水面的老工商业巨子。今天。他们被政治生涯同样大起大落的邓小平请到了人民大会堂。这工商业五老是——

  胡厥文,84岁,原上海机械业龙头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民主建国会主委;胡子昂,82岁,原四川钢铁业巨擘,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,全国工商联负责人;荣毅仁,63岁,原上海纺织世家,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,全国工商联负责人;周叔弢,88岁,原天津水泥业巨头,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,天津工商联负责人;古耕虞,74岁,原四川“猪鬃大王”,时任全国政协常委,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。

  这次会场布置得比较特别,宽敞的大厅中间对头摆着两排大沙发,距离靠得很近。陪同邓小平会见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已经在座,也是五位——

  乌兰夫,72岁,国务院副总理,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;纪登奎,56岁,国务院副总理;陈慕华,58岁,国务院副总理,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;谷牧,65岁,国务院副总理,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;卢绪章,68岁,国家旅游局局长。

  列出这个名单,可以从侧面探讨这次会见的初衷。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党派属中央统战口,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是正管;纪登奎当时已内定辞职,但邓小平在随后和他的一次谈话中,让他主管旅游业;卢绪章虽然不是国务院领导,但解放前是个长期以老板身份“与魔鬼打交道的人”,其“白色共产党”的身份正好和“红色资本家”五老对应。主管经济建设的两位副总理陈慕华和谷牧出席,则体现了邓小平更深一层的考虑。

  75岁的邓小平出现了。他穿着一套深色中山装,神态轻松。在场的人都站起身来,小平同志依次与大家握手打招呼。邓小平的愉快心情是有道理的。从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党内外职务以来,他以一系列看似平常又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沉闷的局面,中国这艘在“文革”后积重难返的巨轮重新启碇。

 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宣布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但是,复兴经济这么大一个摊子,过去耽误的时间太长,不搞快一点不行,又不能重犯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冒进错误。据谷牧后来回忆,这时的邓小平,已经开始谈到到工业国家考察和在沿海搞实验的想法。但经验从哪里来?资金从哪里来?人才又从哪里来?

  一台大戏开场

  小平在五位老先生对面中间的大沙发上落座,开门见山地说: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,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,彼此都很了解。中国要开放,要吸引外资,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,想听听你们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。

  胡厥文说:统战部“投降主义”的帽子不摘,工商界心有余悸。古耕虞则明确建议,摘掉“资本家”的帽子。后来在经济领域大展身手并成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也回忆:当时尽管有许多话要对邓小平说,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摘掉“资本家”帽子的问题。

  五老何以在如此宝贵的场合和时间接连提出摘掉“帽子”的问题?以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语境,“资本家”就是备受歧视的三等公民,“文革”中更等同于“反革命”“坏分子”,随时面临抄家游街的遭遇。他们的后代也要背负“黑五类”子女的包袱,考学校、找工作、谈恋爱处处矮人一截。

  小平同志似已明了这些人心中的顾虑,干脆地说:原工商业者早已不拿定息了,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?他还特别提到,“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,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。”

  这几句话对于这些步入老境的工商巨擘的宽慰有多大,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像的。从恢复高考取消“出身条款”到启用工商五老摘掉“资本家”帽子,邓小平的话体现了一种打破身份枷锁的政治智慧和统战含意。

  邓小平话锋一转,不仅如此,“原工商业者中有真才实学的人,应该把他们找出来,使用起来。能干的人就当干部,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。”他说:“我们现在搞建设,门路要多一点,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,华侨、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。”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,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外资、归侨办厂的观点。邓小平在这里虽然用的是“原工商业者”的政策性词汇,实际上启用的是“资产阶级”的两个属性:聚财增值本领和经营管理能力。

  邓小平接着对荣毅仁说得就更直接了:“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,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”;“应该排除行政干扰,全权负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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